这种专注于教育功能的社会组织，因其自身不同于权力与市场的目标诉求，它在公共空间的体制化活动，势必创造出一种不同于权力与市场的运作模式、价值认同与群体文化

　　现代政治学理论告诉我们，一个正常、健全的社会，本应该是权力、市场、社会三种力量鼎足而立、相互制衡。在市场和社会发育程度低而权力独大的情况下，权力的滥用和失控的发生是无可避免的；而在市场和权力的力量很强、社会很弱的情况下，则会导致权钱结合的治理模式。不难看到，当下中国社会的现实，即是权力与市场的紧密结合，挤压和占领了相当多的社会空间。如此背景下，发展社会力量，治理社会生态恶化成为扭转社会颓势的唯一方向。 

　　接下来的问题便是，谁来建设社会？这涉及社会建设的主体和动力问题。如果社会建设由权力主导，那么，社会建设带来的必然后果就是葛兰西所断言的国家吞没社会的“政治专制主义”，如果社会建设由市场主导，则势必沦为波兰尼所说的市场吞没社会的“市场专制主义”。因此，社会建设就其根本，应该是一个“自组织”而非“被组织”的过程。 

　　这也就是说，要重建社会，唯一的途径就是依靠公民的参与和行动。换言之，建设社会的主要力量，就是那些懂法律、有理性、明白自己权利、义务且能合法合理地保护自己权利的有组织的公民。只有组织起来的公民，通过行动才有可能摆脱“被”的消极命运。而社会，也就是在实践公民社会关怀的行动过程中产生的。以坤叔助学团体为例，这种专注于教育功能的社会组织，因其自身不同于权力与市场的目标诉求，它在公共空间的体制化活动，势必创造出一种不同于权力与市场的运作模式、价值认同与群体文化，而许许多多类似这种的社会组织，就将贡献出种种迥异于权力和市场的运作模式、价值认同和群体文化，这一方面可汇聚成足以与权力、市场力量相抗衡的社会力量，另一方面，人的自由旨趣、公共关怀与社会诉求也能得到完善的抒发。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帕克说，任何一套制度背后，都有一套相应的价值体系在支撑，不管自觉不自觉，这套价值体系确保制度在以什么样的方式运行，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观察所有的社会组织和公民行动，不难看出，社会建设的基本内涵，其实就是建设对应于国家和市场的积极主动、自由开明的公民社会。而建设的当务之急，就是锻造公民，培育自组织的社会，开创信息透明和民意表达的渠道，使社会成为市场-国家-社会之间既能够相互制衡，又能够互为支持的均衡支撑。社会组织、公民运动、信息沟通和人的公共性，也只有在这样的结构体系中才能形成，因此，一言以蔽之，构建社会，必须从培养公民开始，从制度、文化和行动者之间的互动与互构开始。

　　这个过程中最为关键的是制度建设和体制改革。社会建设需要制度的保障，社会组织更需要合法性的空间，健康的公民运动，也需要制度化的过程。坤叔助学团体之所以被称道，意义也就在此。近年来，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已显露日渐趋于理性温和与成熟的良好趋势。就东莞来看，像坤叔助学团体这种有着不同公共关怀和社会功能的社会组织，也大量涌现，体现着发达地区公民责任意识和公共关怀不可抑制的成长与自觉，也表明社会建设的迫切需要，应该说，公民社会的成长已经获得各种社会力量的共识。

　　社会建设的最终目标，是形成建立在有限政府、有边界的市场与自组织的社会三者之间相互制衡和良性互动基础之上的多元社会治理体系，让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社会的归社会，三者各归其位各司其职各守本分，既互补互助又相互制衡，这才是应对日益复杂的现代经济社会生活的合理选择。就此而言，社会建设是公平正义得以实现的保证，重建社会，也是我们走向理性、和平、进步发展的唯一路径。

　　（作者系广东管理咨询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