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东莞这样一个拥有大量外来人口并数倍于本地人口，而且在全国又是独一无二的城市之社会福利政策进行创新性的制度设计，其实是势在必行的。

　　民间服务机构，从广义上看，都属于非政府组织，而从事社区服务、慈善事业的非政府组织被称为是政府财政之外重要的社会救济力量。现行民政部门的福利政策就存在盲点：一是只针对“面”而忽略了“点”；换言之，政策只求覆盖面，而不会太在意政策受益者的个人感受或者其具体的需要。二是从总量上看，社会福利支出的刚性需求会不断增长。因为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口的增长以及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居民的生活成本、医疗成本、交通成本、接受教育的成本等都在快速上升，而政府社会福利的支出不管如何增加也难以赶上上述各种成本增加的速度。如此一来，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光靠政府大包大揽，解决不了社区服务需求快速增加与政府社会福利资源相对匮乏的矛盾！

　　对于以上问题和矛盾的解决，美国的经验可资借鉴：美国政府一方面为低收入或者长期病患人士提供最起码的社会福利津贴和支持，但是这些津贴总体而言也是不足够的，同时也存在上文所提到的只针对面而忽略点的问题，可是美国社会同时存在各种各样的慈善组织和社区服务团体，而且分类很细，针对性很强，包括癌症病人的关爱组织、肺结核病人的支持性组织、帕金森病人的康复自愿者组织等等，从事这些组织活动的人士大多是秉承某种宗教信仰的义务工作者，他们当中有不少人是专业人士、企业家、高级白领等，用自己的工余或者业余时间为社区的各类有需要的人士提供自己的义工服务，他们的服务，恰恰弥补了上文所提到的政府福利政策的盲点。可见，中国社会的社区服务机构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政府进一步放宽民间机构，尤其是简化从事慈善事业和社区服务的民间机构的注册登记程序，发挥民间服务机构在完善社区服务体系等方面的独特作用，其意义重大而深远。

　　回到东莞，在社区服务的供给和需求方面，除了与全国其他地区有共同之处外，东莞也有自身的一些特点：1.尽管有不少本地人是东莞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受益者，成为快速富起来的一群人，可是也有相当一部分的本地人被社会经济边缘化，本地人的第二代、第三代成为“啃老族”甚至成为“低保族”的大有人在，社会贫富分化的现象不可谓不严重。2.新莞人群体在不断壮大，受户籍制度还没有放开等因素的限制，新莞人在为东莞社会创造价值的同时，在享受东莞的社会福利、义务教育权利等方面却受到一定的限制，从而衍生出对社会福利的庞大需求。而在现行制度框架下，新莞人往往难以享受到东莞的社会福利待遇。如果东莞能够顺势而为，通过放开社区服务机构作为非企业法人的注册和登记程序来填补现行政府福利政策措施某些方面的缺位和不足，是一件值得鼓励和支持的事情。难怪当市民政局和市民间组织管理局宣布将对具有慈善性质的提供社区服务的民间团体实行登记制和备案制相结合的“双轨制”的消息传出后，东莞民间社会反应非常热烈，并为市政府的这项政策鼓与呼。

　　个人认为，东莞有必要进一步检讨社会福利政策的系统性和完备性问题。从表面上看，作为一个地级市政府，东莞似乎难以在社会福利政策上有更多的创新，包括低保、劳保等社会福利制度安排都是属于全国性的，地级市政府似乎难以有重大突破。可是，对于东莞这样一个拥有大量外来人口并数倍于本地人口，而且在全国又是独一无二的城市之社会福利政策进行创新性的制度设计，其实是势在必行的。其创新性之一就是体现在社会福利和社区服务提供上进行公私合作，而开放非政府组织，引导和培育民间服务机构，从而以多种渠道、多种方式增加对东莞社区服务和福利服务的有效供给，将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东莞公共服务和社区服务供给机制的重大创新，并有可能成为广东乃至全国社会福利政策领域有创新突破的试点城市。基于以上分析，东莞市民政部门开放和简化从事社区服务的民间机构的登记和注册手续只是东莞社区服务和福利服务政策与体系创新的第一步，接下来东莞需要做的事情是吸引更多的民间人士，包括热心于充当社区服务志愿者的企业界人士和专业人士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在各个已经注册或登记的民间服务机构之中发挥各自的作用和影响。

　　（作者系东莞市特约研究员，中山大学岭南学院财政税务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