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0月17日,一名社工（前右）在深圳市福田区竹林社区“四点半学校”指导学生做作业。竹林社区还引进10名熟悉青少年工作的社工，长期为“四点半学校”服务，孩子们放学后不再到处“流浪”。 /新华社发

　　三年前，易松国就将鹏星社工服务社搬离了深圳市民政局廉租给他们的120平方米的办公室。“太小了，而且廉租期也只有一年。”身兼深圳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和深圳首家社工专业服务机构董事长的双重身份，易松国也没有享受到太多的政府特殊支持。

　　这正是深圳社工制度“政府主导，民间运作”的鲜明体现。深圳政府并不直接成立社工服务机构或招聘社工，而是向民间社工机构购买社工服务，在一套较为完善的运作及监管规则下，通过市场竞争来提高社工的服务质量。

　　◎社工服务采购纳入招投标系统

　　“我们可能是深圳唯一一家刚开始时受到政府一点支持的社工机构。”易松国说。深圳市民政局原打算为鹏星无偿提供办公场所，后来为清晰界定政府与社工机构之间的关系，改为一年期的廉租。此后，深圳所有社工机构自诞生第一天起就与政府没有直接利益关联。

　　然而，易松国没想到深圳社工去行政化的力度从一开始就这么大。2007年7月，深圳民政系统开发的第一批37个岗位组织服务采购时，已经是采取了市场化的运作方式。民政系统11个试点单位与鹏星等3家社工机构面对面洽谈，自行选定服务机构。鹏星最终竞争到了31个名额。从2009年5月开始，深圳更是直接将此纳入政府采购中心招投标系统，实行阳光操作。

　　深圳的政府机构是以服务购买者的身份选择社工和社工机构。如果某个社工服务不好，政府可以要求机构更换社工；如果某个机构服务不好，政府可以直接更换机构，以竞争保障服务质量。

　　深圳最初采取的是政府购买岗位的方式，其操作模式为：政府在某一领域设立社工岗位，社工机构竞标取得名额之后，再聘请社工，由社工驻点为服务对象提供服务。这种方式相对便于操作，社工服务可快速介入相关领域，但也存在不少弊端。

　　但由于大多数一线社工都是刚毕业的大学生，社会阅历单薄，所受的专业训练不足，一个人在一个岗位上独立面对服务对象，孤军奋战，很多年轻社工都面临着极大的压力与困惑。

　　“其实，我们在制度设计时已经预料到这些问题。”作为深圳社工制度起草小组的成员之一易松国认为，将来，深圳社工服务肯定是以项目购买为主。《深圳社区服务发展“十二五”规划》提出，到2015年，深圳全市将设立700个社区综合服务中心。

　　而早在2008年初，深圳妇联已在福田、南山、龙岗先后创建了三个“阳光家庭综合服务中心”。在这些综合服务中心工作的社工已经不是单打独斗。例如龙岗阳光家庭中心，目前就有9名社工。

　　◎政府向行业协会大胆放权

　　在深圳市民政局局长刘润华看来，2007年以前，深圳还“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社工”。深圳能在短短两三年间成为全国社工发展的典范，政府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主导作用。为解决社会组织功能缺位问题，深圳市政府主动走上前台，开展试点，构建制度，引领发展，探索了一条由政府主导发展社会工作的路径。

　　虽然政府没有直接给予社工机构资金扶持，但深圳在2007年10月出台的关于加强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推进社会工作发展的意见及七个配套文件，搭建起较完善的社工制度，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

　　在社会上缺乏对社工认知的情况下，深圳政府还主导推动了社工岗位的开发，通过“一学校一社工”、“一医院一社工”、“一社区一社工”，同时按一定比例对分散的吸毒人员、残疾人、老年人等特定人群设置社工岗位，为社工发展营造了丰饶的土壤。去年，深圳在社工领域投入超过1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政府主导并不意味着大包大揽，深圳政府实际上把更多的行业管理权责外放到了深圳市社会工作者协会。与佛山的行业协会不同，深圳市社会工作者协会承担了行业的培训、行业维权、注册、宣传、交流、行业调研等很多职能，如果是在香港，实际上是集合了香港社联、社协及注册局三个机构很多工作内容。

　　“比如说你如果想来深圳从事社工工作，必须要来我们这里注册。”深圳市社会工作者协会社会事务部金润玉告诉佛山日报记者，此外包括香港督导和机构顾问的管理、本土督导人才的培养等事关行业发展的重大事项，也都主要由协会负责。

　　这还是一个“带牙齿”的协会。金润玉举例说，协会有专门的热线，服务对象对社工的投诉、社工自身的维权、机构的维权等等都要通过协会来调解处理。协会设有纪律委员会，如果投诉的事项达到立案标准，将由纪律委员会抽调人员对案件进行审理。上个月他们就刚刚审理了一宗行业纠纷的案件。

　　此外，去年开始深圳还委托了现代公益组织研究与评估中心对社工机构进行综合评估，发布排行榜，排名作为第二年政府购买服务的重要依据。

　　◎民间资源向社会工作聚集

　　社工事业蓬勃发展的同时，深圳的各种民间资源也逐渐整合，形成有利于社工发展的合力。

　　去年富士康接连发生的员工跳楼自杀事件引起了强烈的舆论反响。深圳民政局及深圳社会工作者协会紧急抽调了425名一线社工进驻富士康，通过个案谈心、小组对话和社区活动等方式干预富士康工人群体，效果明显，也促成了富士康与深圳社工的结缘。

　　今年3月，富士康集团旗下鸿富锦精密工业(深圳)有限公司与宝安区尚德社会工作服务社签署了为期一年服务合同，2名社工将驻厂为员工提供工作减压、情绪管理、女性关怀等专业服务。这一合作也意味着深圳社工服务进一步向经济领域扩大的可能性。

　　2009年开始举办的公益创意项目电视选拔大赛则用一种公益慈善创投的方式，吸引了大量的社会资源与优秀的项目进行对接。就像“超女”选拔一样，一批优秀的社工创意项目通过PK脱颖而出，获得资金配套启动实施。

　　深圳市民政局有关负责人指出，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支出达到一定峰值后将走下坡路，深圳要通过公益创投大赛等来锻炼民间组织“自己找钱的能力”。

　　今年3月，深圳为此搭建起了一个更广阔的平台，一个国内最大规模的公益项目集中展示会在民间机构与政府、企业、基金会、公众架起了沟通桥梁。7月初，民政部部长李立国宣布，今后“公益深交会”将由民政部与深圳市政府联合举办，一举成为继高交会、文博会后又一落户深圳的国家级展会，成为深圳又一张城市名片。

　　记者手记

　　社工协会为政府分忧

　　记者到深圳市社会工作者协会采访时是周五下午4时30分，所有人都在忙着手头上的事务。

　　15分钟过去了，负责接受采访的工作人员金润玉才能抽空过来接待。采访结束后已经是下午5时40分，没有人下班，都还埋着头。协会负责日常工作的秘书处共有16人。

　　接近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金润玉几乎都是在解释协会的职能，因为协会承担的职能涉及行业的培训、维权、注册、宣传、交流、调研、自律等方方面面。很难想象，如果协会的所有这些职能都被揽在政府部门手中，有些职能可能将不会更好地发挥作用。因为一个政府部门要面对的不仅是一个行业，一个协会，即使它有三头六臂，也未必忙得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