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止被“行政化”，关乎深圳社工的“品牌价值”

       凌怀燕说到当初上街救助乞丐被扔石头时，闻者色变。她是一个大眼睛、身材娇小的年轻女孩，在深圳市救助管理站当社工。

　　社工如今已是深圳一道亮丽的人文风景。但在几年前的深圳，目前全国其他许多地方，都还只是一个人们不太熟悉的名词。

　　2006年，部署和谐社会建设的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建设“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因属新要求，乏例可循，不少地方将社区干部“就地转化”，摇身成为社工。更有很多人，分不清社工与义工之别。

　　社工，是指在社会福利、社会慈善、社会救助、医疗卫生、青少年服务、司法矫治等社会服务领域的工作者，乃一项职业，需有专业水准。在西方发达国家有100多年的发展历史。

　　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深圳在社工方面再次承担探路责任，2007年出台推进社会工作发展的1个主干政策和相关的7个配套政策，迄今为止乃是国内最全面的社工制度框架文件之一。是年年底，《瞭望》新闻周刊曾对深圳社工进行专门报道。

　　四年之后，本刊记者再访深圳时，这里已形成一支1500多人的专业人才队伍，绝大多数为大学毕业不久的年轻面孔。

　　凌怀燕即是其中之一。但她并非救助管理站的雇员，她的东家，是日月社会工作服务社，一家民办非企业单位。

　　这正体现深圳社工模式最核心之处。借鉴毗邻的香港经验，深圳社工采取民间化专业化操作，由政府向民间组织购买社工服务。“走一条‘小政府，大社会’之路。”深圳市民间组织管理局局长马宏说，多年存在的官办主导和专业化水平偏低问题不能再有。

　　不过，面对专业社工和社工机构几近空白的现实，深圳在推进之初仍不得不偏重政府之手，最初的社工机构由市民政局“呵护”成立。为快速打开局面，还采用岗位购买为主的办法，即向社工机构按人头购买，安排到用人单位工作，直到后来，才逐步向发达国家和地区经验靠拢，转向项目购买，如将社区服务中心委托给社工机构运营。

　　“社工在国外是由下而上生长，在国内是政府强势推动。”深圳市现代公益组织研究与评估中心执行副主任赵环说。

　　一开始，深圳想两三年内即做到五千人的社工规模，后来发现很难，没那么多合格的人才资源，于是降速，推迟到2015年实现。深圳市民政局社工处处长骆冰说，还是稳健一点好，宁缺勿滥。

　　社工到来之后，本刊采访的各用人单位均表示成效明显。深圳市救助管理站站长付天跃说，以前对流浪乞讨人员，靠执法人员去拉，很容易形成对抗。去年引来几名社工，通过柔性关怀，情况起了变化。

　　一开始也不顺利。凌怀燕说，当初走上街头之前，担心会不会出什么危险。后来发现，尽管被抛过石头，但“只要尊重他们，他们很快就接纳了我们”。社工们与流浪乞讨人员聊天谈心、派发药品、集中过节，有受助人员泪流满面地说：“我们第一次被尊重，感受到政府的温暖。”

　　几个月工作下来，受助流浪乞讨者“投桃报李”，大运会期间深圳主要的闹市区、中心区看不到流浪乞讨人员的踪影。

　　秉持助人自助的社工理念，社工们培养起一些流浪乞讨人员中的“领袖”当义工，自我管理，有的还在社工们帮助下找到了工作。

　　深圳市妇联干部陈和香提起社工，也是赞不绝口。市妇联以社工为主打造的“阳光家庭服务中心”，是深圳社工一个响当当的品牌，目前服务着23万居民。

　　在南山区招商街道花果山社区，阳光家庭服务中心还于去年升级为社区服务中心，从妇女、儿童服务拓展至助老、助残等，甚至还承接了街道外包的部分行政窗口服务。招商街道党委书记黄立新说，有了社区服务中心，下一步可考虑撤销作为行政机关延伸的社区工作站。

　　一项四年多的探索，显然不会太成熟。防止社工被“行政化”，是骆冰最警惕的问题之一。

　　少数被派驻到机关单位工作的社工，被用人单位当成下级使用，干着行政辅助的杂活。作为该项政府购买出资方，民政局对此不答应。骆冰说，经过评估，明年可能会有几十个被行政化的社工撤回。

　　当深圳还在考虑如何做大社工队伍并提高这群年轻人的实务经验时，来自珠三角其他城市的“挖角”行动就已经开始了。

　　据报道，今年广东全省社工专业毕业生总计才500～600人，全部消化也难解“燃眉之需”；另一方面，社工专业毕业生转业仍属普遍现象，如中山大学2011届社工专业40名毕业生无一走上社工岗位。

　　“冰火两重天”，关键因素之一为待遇。目前珠三角新入职正式社工月薪一般为三四千元，起点并不算太低，但很快就面临天花板，几年后若做到督导级也不过五六千元。按金钱标准，职业前景不乐观。尤其是派驻到机关单位工作的，同工不同酬，在待遇方面往往沦为“二等员工”。

　　“因人而异”看到有同行流失转业，仍坚守这一事业的王娟倒是抱有一颗平常心，她是深圳花果山社区阳光家庭社区服务中心的督导，“入这一行前先要想清楚会得到什么、失去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