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时常自豪地跟别人说，我们是东莞最早一批的专业社工，也是珠三角地区甚至中国大陆资历较深的一批老社工，是“正规军”。然而，东莞市第四期见习督导培训让我们认识了梁军老师，见识了中国大陆的真正资深社会工作者。

梁军老师是中国农村社会工作的活跃分子，言语间尽是乡村“土味”，但相对于执着于“专业化”的我们来说，我们更能闻到她的“本土化”味道，也给困惑于如何将专业化与本土化相结合的我们带来不少的启发。梁军老师生动形象地展示了如何通过农村社会工作的手法，见缝插针地与村民修订标规民约，改变婚姻、生育、丧葬、姓氏、家谱改革等习俗与农村制度，倡导男女平等的公民意识。这个过程是充满荆棘的艰辛道路，毕竟挑战的是中国数千年来的封建思想。但梁军老师却能不断周旋在村干部和村民当中，没有过多强调理论，却能充分地发挥社会工作作用，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着村民千年不变的思想观念。

我在敬佩之余，反思着：换作是自己，能做到吗？对此，我有两点很深的体会：

一是，我们需要学习西方理论，但不能过于迷信理论，而更应注重中国传统文化及价值观对中国社会工作的影响。价值观是社会工作的动力和灵魂，是社会工作的生命线。慈善意识、怜悯观念是社会工作最本质的价值观，而在中华文化的血脉里同样流淌着慈善和怜悯这些人类共同的价值观的血液，致使发源于西方的社会工作能在中国落地生根。但要想社会工作在中国持久地开花、结果，我们还需实现社会工作在中国的本土化。回想我们中国人的思维特点，“家丑不可外扬”观念影响着人们主动向社工求助的积极性；对群体的归属感和集体荣誉感较强，个人自由、平等、权利观念淡薄；社工与案主间的亲密朋友关系或是契约关系；“案主自决”前，案主更倾向于社工先给建议......这些差异促使我们不能生搬硬套西方的理论，而需做大量工作适应中国“服务对象们”的需求与特点。事实上，梁军老师谙熟农村“土味”正是这个道理：不要陷在专业化的怪圈里，警惕被外来文化殖民化，要看到思想的局限，也要勇于打破思想局限，在历史感和脉络中寻找本土化的自信。

二是，我们需探索微观社会工作，但不能仅执着于此方面的“专业性”，而更应在制度限制中见缝插针，发挥宏观社会工作的作用。微观社会工作包括个案工作和小组工作，我们之前也一直专注学习与这些方面的知识、方法、技巧。而宏观社会工作可以包括社区工作、社会政策等。事实上在实践中我们也能发现，尽管当代中国也出现了很多需要帮助的“精神性”案主，但更多需要帮助的是那些因为结构性因素而缺乏资源所导致的问题案主。这就需要我们发挥宏观社会工作的作用。例如，作为院舍服务的社工，我们需多与院长等管理层沟通，为院舍服务对象争取权益；在社区，我们需多与居委主任不断周旋，寻找讨价还价的空隙；甚至我们可以在人大代表上争取一席之位，为服务对象发声。

总而言之，“专业化”与“本土化”相结合的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道路还很长，很长。我们需继续努力摸索，前行。